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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业公司员工股权激励的实践中，不论是授予员工期权还是限制性股权，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员工取得激励股权如何定价，法律有没有强制规定以及激励股权定价有什么样的税务后果。

中国股权激励制度改革的大背景

为了尽可能排除中国创业者学习硅谷最新经验过程中产生的混淆和困扰，需要先介绍一下中国股权激励实践的大背景。中国创业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很大程度上借鉴于美国，但又在很多政策和实务层面存在差异。

美国税法下将股票期权通常包括两种类型：

激励型期权(incentive stock option, iso)，这种期权面向员工，在满意持股期限(期权授予后满两年且行权后满一年)等限制性条件时，员工可以延迟纳税，行权时不缴纳个税(高收入员工存在一个替代性最低税问题，这里不深入讨论)，转让股权时的收益按更优惠的资本利得而不是普通收入纳税;

非法定期权(nonqualified stock option, nso)，这种期权面向员工以及其他独立第三方，限制条件较前者更少。这种期权在行权时需要按照差额个人收益(股权取得价与当时的市场价之间的差额)缴纳个人所得税，尽管这时候股票可能还没出售套现，而且作为普通收入计税，后续增值在转让股权时按资本利得纳税。

2016年9月22日，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公布了支持创业公司股权激励的税收优惠政策，即《关于完善股权激励和技术入股有关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6] 101 号)，国税总局后续发布的公告进一步进行阐述(以下统称股权激励优惠政策)。股权激励优惠政策最大的亮点是为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进行减税：

纳税递延政策，解决了很多员工在行权时没有套现却需要就纸面增值缴纳税款的尴尬境地;

大幅度降低股权激励税率，改变了在行权和转让股权两个环节分别缴纳薪金所得税(超额累进税率最高达45%)和财产转让个人所得税(20%税率)的做法，优惠政策调整为仅仅在股权转让一个环节征收财产转让个人所得税(20%)，可降低纳税人税负10-20个百分点。

股权激励优惠政策下，中国的股权激励也跟美国一样按照能否享受税收优惠形成了两个类型，即：(1)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和(2)不符合条件的股权激励，尽管名字和美国税法之下稍有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国税局2016年推出的股权激励(对象)个人所得税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对创业公司的友好性上超过美国，本文要讨论的股权激励价格的限定就是一个例子。

股权激励价格还有法定的定价要求?

硅谷创业公司的一个典型标志就是员工激励：为了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创业公司会向公司高管(往往包括创始人自身)和核心员工发放(限制性)普通股或期权等激励股权;这样，股权激励，估值节节攀升的创业企业一只手以低价向员工发放激励股权，几乎与此同时却可以另外一只手将优先股以几倍的价格卖给投资人。

但是期权的使用面临一个技术问题——美国税法要求期权激励，无论是激励型期权还是非法定期权，行权的价格不得低于授予期权时相应激励股权的公平市场价格。早期的创业公司可以说自己的股权价值很低，税务机关也没有精力关注这些公司。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创业公司，尤其是融资金额达到百万美金以上的公司就需要担心税务稽查。否则，被税务机关盯上之后，如果税务稽查认定行权价格低于授予期权时激励股权的公平市场价格，就可能面临激励对象补缴差额所得税、所得税20%的滞纳金以及利息等责任。

美国实践中，一种规避方式是聘请评估公司就激励股权的公平市场价格出具评估报告(409a估值)，证实行权价格不低于授予期权时激励股权的公平市场价格。评估公司出具的报告需要说明为什么授予员工的激励股权跟公司的融资价格相比大相径庭却又构成公平市场价格，一个常见的理由是员工持有的是普通股而投资人持有的是权利更多的优先股(如股息、优先清算以及董事席位等)，当然评估公司还需要跟公司的审计师磋商评估价格的合理性。

在美国，409a估值已经被人戏谑为“硅谷科技公司肮脏的小秘密”：审计师和评估师磋商激励股权的公平市场价格都要计时收费，创业公司虽然每(批)次发放期权都需要承担评估费用(视工作量而定，每次收费通常约几千甚至上万美金)评估公平市场价，但也能同时利用低价期权激励员工并以明显更高价格进行融资，所以尽管有税法限制，结果也算是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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