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有关股权激励的相关研究,大多数学者基本上也是为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提供众多的经验证据支撑,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股权激励动化的硏究    股权激励的激励型动机,最早是从检验股权激励能够提升公司...

    有关股权激励的相关研究,大多数学者基本上也是为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提供众多的经验证据支撑,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股权激励动化的硏究
    股权激励的激励型动机,最早是从检验股权激励能够提升公司的业绩方面进行识别的。在最优契约理论的指引下,股权激励能够激励髙管勤勉尽责,努力提升公司的业绩(周建波和孙菊生,2003;王华和黄之骇,2006;李维安和李没军,2006;乐埼、蓝海林和蒋恋,2009;曲亮和任国良,2010等)。
    然而,公司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方案中具有广泛的非激励型特点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吕长江等(2009)发现,我国部分上市公司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具有以下特点:行权价制定得过低、行权条件容易达到、激励有效期较短等。相似地,吴育辉和吴世农(2010)通过分析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绩效考核指标,发现了公司的高管有明显的自利行为。随后,吕长江等(2011)发现治理不完善的公司以及高管具有较高薪酬的公司更愿意实施股权激励,这也为管理层权力理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印证。尽管规范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法规巧继****,但诚如吕长江等(2009)所言,"有关部鬥的规定固然能规避一些不规范行为,但公司自发地制定出旨在激励高管的股权激励方案更需要在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下"。
    从我国特别的"混合型"公司治理模式出发,陈仕华和李维安(2012)提出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可能存在另一种非激励性动机。他们发现,上市公司的股票期权实质为大股东实施隧道行为过程中"赎买"高管的一种合法性工具,即高管人员股权激励计划存在赎买性动机。
2.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最优契约理论认为,高管人员基于厌恶风险的态度而倾向于资本的投资不足和视野的短视;而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会引导高管人员承担更多的风险,从而对公司内部的研发投资产生促进作用(Ryan和Wiggins,2002;Coles、Daniel和Naveen,2006;Erkens,2011;Shen和Zhang,2013)。Wu和(2007)、夏芸和唐清泉(2008)、唐清泉、夏芸和徐欣(2011)以及陈效东和周嘉南(2014)均发现激励型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显著正相关,且激励型股权激励对公司资源的富余水平或业绩水平正向影响公司研发投资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黄涼綜(2011)也发现经营者持股和期权显著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而罗富碧、冉茂盛和杜家廷(2008)则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投资满意内生决定关系,且投资规模的大小因股权激励方式不同而存有差异。吕长江和张海平(2011)在检验股权激励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时发现,授予高管人员一定股权(或期权)的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有效抑制公司的非效率投资问题。
    但是,汪健、卢煌和朱兆珍(2013)以我国资本市场上实施股权激励数量较多的中小板上市公司为例,发现股权激励计划非但未能降低代理成本反而更易导致公司的过度投资;同时,不恰当的股权激励模式也很可能会加重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罗富碧、冉茂盛和杜家廷,2008)。也有学者发现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与公司的投资决策之间并没有显著性关系(简建辉、余忠福和何平林,2011)。这些经验结果可能为管理层权力理论提供一定的印证。
3.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硏究
    这部分研究的重点在于发现管理者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性权力,通过各种手段最大化私人收益,而其中盈余管理是主要的手段之一。王克敏和王志超(2007)、吕长江和赵宇恒(2008)均认为高管的权力的强弱决定了其私人收益最大化的实现方式。权力强的高管将直接通过推出行权价格低、激励期限短以及行权条件容易达到的股权激励方案,而权力较弱的高管将通过盈余管理方式来实现。详细地,高管通过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期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而在公告日或行权期间对盈余进行翻转(肖淑芳等,2009)。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发现高管的股权激励与公司盈余管理的负向关系被大大削弱,即高管人员股权激励会加重公司的盈余管理。胡家强和彭家生(2009)则提供了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更有可能发生财务重述的证据。针对W上股权激励引发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类贺统等(2010)给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他们选择从有关股权激励的个人所得税出发,发现我国目前针对股权激励的个人所得税规定存在不合理之处,这将导致高管税负过重,并引发高管行权后立即变现W及在行权之前披露坏消息来压低股价的机会主义行为。
    综上所述,己有的国内外文献已经证明了高管人员股权激励计划中激励型动机与非激励型动机并存,并且对非激励型动机下高管所表现的自利行为也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然而本文也看到,有关股权激励与投资决策的关系研究大多争论于是抑制还是恶化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并没有从股权激励的动机这一源头出发,研究不同动机下的股权激励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尤其是不同动机下的股权激励通过何种方式实现既定的目标而最终影响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动机引发途径,途径实现结果。而前人的研究之所以未形成一致的结论,可能没有考虑到对股权激励的动机差异以及缺乏对公司投资效率的作用途径的探究所引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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