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新就业形态已然成为经济业态发展、市场竞争与技术进步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早在2015年，中央便提出“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此后，伴随着数字经济的繁荣，新就业形态不断萌生。尤其在将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的浙江，一方面，数字经济让更多的人从传统劳动岗位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灵活多元的新就业形态迎合了经济变革带来的工作模式质变，成为了吸纳就业的重要渠道。

　　新就业形态的带动效应毕竟如何？随着组织和市场边界的进一步融合，是否会带来一场经济社会效率变革？我们又应该为迎接这场变革做哪些改变？记者展开了调查。

　　引擎的力量

　　“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会带来就业变革。”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告诉记者，早在工业革命时期，机器生产逐渐排斥手工劳动，股权激励，人们曾担心这会致使大批手工业者失业，但很快他们便发现，由此带来的跨越式经济发展带来了庞大的新就业需求。

　　当互联网时代来临，数字经济日益繁荣，人们同样有过类似的担忧：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应用会大量取代劳动者就业吗？

　　在全国著名的印染企业集聚地柯桥，曾经家家必备的“打浆称料工”正逐渐成为过去式，随着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这个凭经验的岗位正被标准化的机器作业所替代。“虽然传统的工种在减少，但是此消彼长，我们正在招聘既懂得互联网技术又懂得印染行业流程管理和成本控制的员工。”一位印染企业家告诉记者。

　　柯桥印染产业的小小工种之变，背后是技术变革的破竹之势。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各类新技术正在推动产业升级、商业模式重构，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商业模式广泛出现，带来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之变。“互联网时代让更为精密的指挥协调成为可能，使得就业分工更为细化。”姚先国说，在数字经济的带动之下，以平台组织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大量出现，劳动者与智能型生产开启重新适配，使得新就业形态正逐渐成为就业新引擎。

　　当前，滴滴已拥有超过1166万名网约车司机，总共带动1826万个就业机会。

　　这一就业新引擎的带动效应毕竟如何？在数字经济之城杭州，近年来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中，浙江省内除浙江大学外，人数相对多的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省外来杭人数相对较多的则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两所“电”字头高校的火热，从侧面印证了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吸纳力。

　　“目前，我国新就业形态在就业人数规模、服务类型多样化、渗透率等方面，都处于世界前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介绍，数字经济的到来刺激了全新的需求，大大提高了人们选择外卖、网购、网约车的频率，滴滴打车、美团、菜鸟等各类平台企业在数字经济之下层出不穷。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以新业态形式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达到623万人、同比增长4.2%，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

　　尤其在众所周知事情发生以后，新就业形态更是成为稳就业的重要引擎。美团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今年1月20日至5月24日期间，美团平台上新注册且有收入的骑手超过100万人，这些骑手中37.6%来自餐饮等生活服务业，27.2%来自制造业企业，13.8%来自小微创业者，外卖成为吸纳其他行业溢出劳动力、稳定社会就业的重要力量。

　　“新就业形态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还呈现出分布式效应，有助于减缓经济与就业的波动。”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杨伟国分析的，众所周知事情期间，线下消费受影响的同时，线上消费、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的需求却成倍增长，新就业形态正在成为就业“蓄水池”。

　　边界的消融

　　选择用人单位，签订用工合同，相对固定的上下班时间和地点……一直以来，一对一式的单位就业是人们对就业的主流认知。而如今，组织和市场的边界正在逐渐消融。

　　从信息技术革命开始到数字经济兴起，劳动力市场在不断调整、变化。供应端有越来越多劳动者愿意选择灵活就业，需求端也有更多企业采用灵活用工以增加企业资源配置的灵活性，降低用工成本。众所周知事情期间兴起的“共享员工”模式，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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