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晖 北京报道

近年来，我国民营银行步入发展期。截至目前，股权激励，全国共有19家民营银行获批筹建，其中18家已陆续开业运营，但在由“求生存”向“谋发展”转变的过程中，民营银行发展面临监管体系不完善、发展机遇不均等、资本补充渠道单一等问题。

全国两会期间，已有多份建议和提案涉及民营银行体制机制改革。《中国经营报》记者23日获得的一份全国工商联团体提案认为，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速度并未达到业界预期，需要给予公平待遇，推动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激发民营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活力。

全国工商联在调研中发现，现实中民间资本在公平待遇方面仍然受限较多。在实际操作中，民营银行面临一些隐形门槛，例如股权比例、股东属性和业务资质等。“这些限制在民营银行发展初期有一定必要性，但在我国金融业对内对外双向开放发展的今天，已到了需要与时俱进进行调整的时间窗口。”

比如，根据监管要求，民营银行股东必须具备纯内资、纯民营和纯境内的“三纯”属性要求，限制了民营银行的股权结构和合理发展空间。这一规定虽没有成文，现实中却在执行。一些民营企业股东因自身发展在海外融资、上市，从形式和表面看不符合纯内资要求，但事实上是内资控制企业，却受限于“三纯”要求，难以对其发起设立的民营银行进行增资，也无法引入其他具有先进经验的外资股东。

提案认为，在当前金融双向开放的大背景下，针对民营银行的这一“歧视性政策”显得不合时宜。

再有，民营银行单一大股东及其关联方的持股比例限制，扭曲了合理的利润分配机制。民营银行单一股东比例不得超过30%，也是现实中执行的不成文规定，而国有、外资资本则不受此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民营银行监管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16]57号）中规定， “民营银行应当在银行章程或协议中载明，股东承担剩余风险的制度安排，推动股东为银行增信，落实股东在银行处置过程中的责任”，要求民资股东以其自身资产承担民营银行的坏账风险，如网商银行、锡商银行等“承诺”以“实际出资额的一倍为限额”承担银行经营失败的剩余风险。

提案认为，这一规定要求民资股东承担额外的加重义务，然而国资、外资股东则不需要履行此义务。“民营银行的主要股东持股在承担了更大责任的情况下，仅能持股30%，无法充分分享银行发展的红利，不利于股东持续投入资源，也不利于民营银行建立健全的公司治理体系。”

此外，民营银行业务资质受限，本身存在“筹资难、筹资贵”的问题。民营银行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开展银行间市场资产证券化业务等方式筹资的门槛较高。这些业务对于其他商业银行只是常规业务，对于民营银行却属于创新业务，需要获得监管部门专项批准，至今未能成功开展。同时，民营银行至今是仅有“一条腿”的银行，只有贷款业务，难以开展存款业务。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在防风险的基础上，监管也在关注中小银行的改革进度。去年底，股权激励，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的第九次会议即指出，深化中小银行改革，解决中小银行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重点支持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优化资本结构，增强服务实体经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针对上述调研问题，全国工商联建议：

一是在金融业扩大对外开放的趋势下，相应放宽对民营银行的股东性质限制，允许外资投资入股民营银行。在监管逻辑上，应更多以业务实质作为制度建设的出发点，而不应以股东性质作为区别民营银行与股份制、城商行等中小银行的监管划分。

二是参照外资机构投资我国金融机构的政策尺度，对民营股东给予同等待遇，放宽持股比例上限。监管部门可同时提出对股东资质的更高要求和审慎监管要求，确保风险可控。

三是合理放宽业务限制，扩充民营银行的融资途径和资金来源。在资本端，适度扩大民营银行的资本规模，对民营银行通过直接增资、发行二级资本债等方式补充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行为给予大力支持。在负债端，探索建立民营银行开展银行间市场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试点，加快资产周转，降低流动性风险，优化民营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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