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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首席摄影”:只记录不浮夸(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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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乐为是一名独立的演出现场摄影师。之前他是广州一家服装店店主,2008年开始大范围跑拍音乐会。

 

李乐为是一名独立的演出现场摄影师。之前他是广州一家服装店店主,2008年开始大范围跑拍音乐会。

  目前,每年李乐为都要拍摄一百余场音乐现场。为此他卖掉了车、房,认真而日复一日地用相机记录着中国舞台上发生的一切,被称为“中国摇滚现场首席摄影师”。

每场演出,李乐为不仅会拍摄乐手和舞台,也一定会拍摄现场观众。图为2014年5月2日上海草莓音乐节上,乐迷激动兴奋的场面。

 
 

音乐会“首席摄影”:只记录不浮夸

 
 
 

每场演出,李乐为不仅会拍摄乐手和舞台,也一定会拍摄现场观众。图为2014年5月2日上海草莓音乐节上,乐迷激动兴奋的场面。

  李乐为只拍摄音乐人“舞台上最闪光的时刻”。图为2014年3月12日,李乐为拍摄的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上海演唱会现场,主唱Mick Jagger在演唱。


  早报记者 钱恋水

  如果你经常在音乐现场看到摄影师李乐为,会发现他永远一身黑,因为黑色对舞台的影响最小。最喜欢的黑衬衫他会买八件,合适的黑衣服最少四件起买。

  一年上百场音乐现场的拍摄让李乐为成为“中国摇滚现场首席摄影师”。不仅是摇滚现场和各种音乐节,流行、古典、戏剧、舞蹈的现场也能看到李乐为的身影。就像推石头的西西弗斯,他卖掉车、房,不婚,告诉母亲“姐姐有两个孩子,你抱外孙就好,不要想着抱我的孩子,因为我不会结婚生子”,认真做一件永远完成不了的事情—大面积地、系统性地记录中国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

  采访他的当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有一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李乐为没有票,准备开场前买“黄牛”票进场偷偷拍摄。“马泽尔已经拍了好几次,换成蒂图瓦倒正好,一次也没有拍过他”。拍指挥,E区最好,小提琴就是C区,“如果是上海音乐厅只要能进场哪里都一样”。自2008年开始拍摄音乐现场,李乐为对北上广港澳的主要音乐现场了如指掌。

  坚持拍照,高尚的理由是:这些资料改变不了今天,但是可能影响未来。但更为私密的原因是: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摄影是证实活着的唯一方式,甚至是活下去的唯一方式。

  大家都想做艺术家

  我选择做摄影师

  因为热爱音乐,尤其是古典、死黑、哥特、工业类的金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迷幻艺术摇滚和实验电子,李乐为收集了九千多张唱片,所以对他来说,拍摄音乐现场是自然而然的事。

  一年一百余场现场,白天拍片晚上修片;能被主办方邀请作为官方摄影最好,不行就自己买“黄牛”票进场拍摄。有意思的是,李乐为的镜头里只有舞台和台下的人群,没有后台和生活中的音乐人,因为“只想记录舞台上最闪光的时刻”。在他看来,拍常态的音乐人,还不如去拍后台的清洁工和工作人员,或者朋友们,他们很可能比音乐人更有故事。

  从最初因为热爱而拍摄,到现在因为记录的责任而拍,他有一套自己的准则。舞台拍摄的规则注定了这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一个现场,事先的判断最为重要,时间精确到分钟。什么时候拍谁,从哪个角度拍,怎么拍,拍摄的初衷和构思是什么,是事先就要想好的功课,而非哪里热闹就去哪里匆匆按下快门,之后靠后期救命的事。“一场演出,我必须要有一个乐手的特写,演出现场的角度,舞台的角度,观众的角度,台上台下,左左右右,全景特写全部都有。每一场演出必须照这样走下去。”

  对他来说,好的现场摄影是想拍的每个人每个角度都拍到了,是真实还原了现场,而非依靠后期所得的毫无目的的浮夸之作。以刚过去的上海草莓音乐节为例,“H.I.M就没有拍好,因为我高估了他们演出的时间,以为会有40分钟,结果25分钟就演完了。非常遗憾,因为像这样的乐队一分钟一万美元,上海时间被压缩,北京没演成,估计他们不会再来中国了。”

  如此拍摄是否会改变听音乐现场的初衷?听音乐的热情是否会在漫长的拍摄中被折损?“一支乐队不可能每首歌都好听,他们唱我喜欢的歌的时候我会放下相机听,剩下的时间用来拍照。很多人会抱怨主办方不好,效果不好,抱怨很多东西。对我来说,只要能拍到好的照片就可以了。”

  李乐为的现场照片很真实,成片意图明确;不依靠修片,铅灰的天空绝不会变成碧蓝。作为学院派摄影师,如今流行的后期制作痕迹明显的现场摄影入不了他的眼。他说:“科技改变审美,创造出这些所谓的新风格。但是这些风格都不是风格,只是无奈的结果,因为很多摄影师的前期不达标,拍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通过后期拼命修片出来那个效果,看看还不错,就成了风格。”至于自己的风格,他说“就是没有风格”。李乐为的拍摄原则只有一个—还原现场。对他来说,这也是摄影师和艺术家的区别。

  李乐为的某位朋友曾经对《南方周末》的摄影记者做了一次调查,问大家愿意做摄影师还是艺术家。结果,所有的摄影师都愿意做艺术家。“做摄影师是很苦的一件事,靠稿费生活,交通、住宿甚至门票都要自己解决。艺术家就不同,很有钱途。但是我选择做摄影师。”做摄影师,很重要一点就是放低自己。他常告诉年轻的摄影师,能拍到就要觉得幸运。比如在迷笛音乐节,大部分音乐人都能从头拍到尾,这在国外根本是不可想象的。“山羊皮(Suede)那场安德森(Brett Anderson)唱到第六首歌的时候还没有清场,他自己走到舞台边上跟一个外籍工作人员说了一下,工作人员才跳下台清场。而在国外,清场的时间都是精确到分秒的。”

  放低自己,也意味着无论拍的时候发生了什么—被驱赶也好,刮风下雨在泥里打滚也好,在音乐厅蹲一整场时间结束时候腿麻到很久站不起来也好,都不重要。“只有你最后拍了什么照片才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因为几十年以后没有人在意你为了一张照片吃了什么苦。”

  北京有句话叫

  “豁着干死了算”

  1998年,李乐为在北京电影学院学摄影,在北京一呆就是八年。他是广州人,回家之后在广州一条街上开服装店,生意还不错。“生活就是这样,追求房子车子安稳的生活,或者其他可能性。”

  他的豆瓣主页和微信签名都是这句话:“没有未来,没有希望,赶快变老,赶快死去。”

  人不可能生来就抱持如此的人生哲学。他说,“28岁以前的自己只知道赚钱和泡妞。”

  2005年,李乐为的父亲去世,享年56岁,离退休只有一步之遥。“当时他已经作了很多计划,想把人生中想做的事都放在退休以后,也跟妈妈讨论了好多旅行计划。结果他什么都没有做成,在医院躺了几个月享受了几个月的医保就离世了。”

  2008年,汶川地震,李乐为通过各种渠道希望前往灾区摄影,却都没有被批准。

  2009年,李乐为开的服装店所在的那条街拆迁建绿化带。新的商铺租金是原来的三倍,“也就不愿意再去找新的地方开店了。”

  这样的三件事,摧毁了他28岁以前构筑起来的三观。人会死,而且不知道何时会死;这个社会也常充满黑色幽默,“食品不安全,医保不可靠,不能给人安全感”。而每一次长辈、朋友的长辈,或者朋友的去世,每一天上网看到的各种黑色幽默都更坚定了他的想法。

  2008年起,李乐为开始拍摄音乐现场。“除了记录音乐现场,对自己来说就是希望凭借这点热爱,通过把时间填满的方式活下去。我不觉得自己会活很长,这样消耗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

  总是有年轻人羡慕李乐为的生活方式,而他总是会劝他们三思。“在中国,没有舞台摄影师这份专门的职业。甚至在国外它也不能形成一个行业,没有谁会给摄影师固定的工资。报酬微薄甚至没有报酬是常事,且需要自付交通、住宿以及门票费用;很辛劳,还没有未来和保障”。

  在社会规则里安全地过一生,或者跳出来用消耗自己的方式打发剩下的时间,李乐为选择了后者。与此相应的人生哲学就是:只有当你没有期待没有希望地活着,才能认真过好每一天。

  他提到今年宣布暂时关闭的下河迷仓。“像王景国,一年投入50万元,坚持了9年。现在老婆要生孩子了,他觉得力气耗尽了,需要回家照顾家人了,所以只能关闭,等着看会不会有投资。北京有句话叫:豁着干死了算,也就是趁自己有精力做一点是一点,耗干了之后就结束。”


  除了音乐现场,他还有一个从2009年做到现在的Bloody Project—拍摄与“血”有关的主题。内容是:身体与血的关系。他找合适的女孩,用自制的道具,选择特定的场景营造极具死亡美学的画面。画面中女孩裸露的身体部位、鲜血以及黑暗压抑的环境融合呼应。去年他拍了48个女孩,今年因为气温的关系拍得不多,因为“这样的拍摄对光线的要求不高,但是温度要高于20℃,不然会太冷”。这些照片大概永远没有机会公开展览,重要的是李乐为已拍下了这些照片。这个计划本身,已经近乎行为艺术。

  问他为什么做这个计划?李乐为想了一会,说:“不想去解读,很多事情重要的是本身,不是被赋予的意义。我并不是很喜欢荒木经惟的作品,但是我喜欢他不对自己的作品过度解读的态度。就像我曾经花了好多年在夜晚拍照,那些深夜出没的劳动者和白天的人群如此不同,却同样值得被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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