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都市圈启航的一年。

政策利好下，上海、杭州、长春、南昌、郑州、青岛、成都等多个城市，都提出要围绕自身打造都市圈。

在都市圈时代，城市的竞争不可能靠单打独斗，而是依靠“朋友圈”的力量，这就需要大城市与周边地区形成合理分工，大城市要与周边地区形成利益共同体，形成共生共存的关系。

但是，“朋友圈”到底该有哪些“朋友”，“朋友”之间如何协同发展，成为了这一年，各地探索的焦点。

都市圈大扩容，地级市“不够用”

哪些区域，算是都市圈周边区域？

按照国家发改委的定义域，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和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约一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空间形态。

按照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其中，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各地都市圈到底有多大，也逐渐有了答案。

2020年5月，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布《2020年中国都市圈扩张潜力报告》，将国内30个都市圈划分为了成熟型、扩张型、潜力型和培育型。其中，4个一线城市所组成的成熟型都市圈，中心区与周边区域的联系，进入了空间上从“点状扩散”到“网状发展”，新增人口的聚集地已经主要集中在城市外环，公共服务均等化也开始进入落地阶段，产业联系从外溢-承接关系开始向合作共建关系演变。

以北京为例，从空间上极限通勤的范围来看，河北的涿州、固安、永清、香河、大厂和三河，以及天津的武清，与北京的通勤都已经十分紧密。

而成都、武汉、南京和杭州等8个扩张型都市圈，在吸引大量人口流入的同时，中心城区发展到“外溢阶段”，周边空间毗邻、交通条件较佳的区域，开始成为承接第一轮产业和人口外溢的主要板块。该报告同时指出，更多的中心城市，其都市圈的实际辐射范围，尚未突破自身行政边界。

但从2020年各地编制的规划来看，都市圈迅速“扩容”。

一方面，各地划定的都市圈往往是以地级市为单位加总，范围都较国家发改委的规定要大。一些学者将其称之为“抱团取暖”后的“广义”都市圈，而将国家发改委定义的称为“狭义”都市圈。

另一方面，一些非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也提出了自己的都市圈规划。

2020年初，上海提出要加快编制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围绕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波、嘉兴、舟山、湖州的“1+8”区域范围构建开放协调的空间格局。

一些地区的都市圈还出现了地级市“不够用”的情况。2020年，不仅南京划定的都市圈参与城市“皖苏”各半，杭州方面也有意见提出将安徽省宣城市，江西省上饶市、景德镇市作为杭州都市圈的辐射圈。对于安徽本地“老大”合肥而言，合肥、芜湖、蚌埠、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桐城八市提出一体化共建都市圈，也水到渠成。

另外，如徐州、洛阳等城区常住人口不足300万的Ⅱ型大城市，也在2020年提出了都市圈规划。2020年12月，河南省发布《洛阳都市圈发展规划(2020-2035)》，划定了洛阳和济源全域，焦作的孟州市，平顶山的汝州市和鲁山县，三门峡的义马市、渑池县和卢氏县在内的洛阳都市圈范围。

暨南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委员胡刚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此类“广义都市圈”的出现，既是一种出于规划各方行政层级对等、不突破地级市行政边界的考虑，同时各地方政府显然也希望借助都市圈带来的政策机遇期，加强区域合作和平衡，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

胡刚指出，这本质上是一种为了都市圈建设而构建的城市间多层次合作协商机制，除了层级对等以外，地级市各项权限更高，有了地级市层级的规划协同下的“广义都市圈”，才方便符合1小时通勤标准的“狭义都市圈”在规划协调、政策协同、社会参与等更方便的一体化机制建设。

高位推进，跨区域都市圈的制度探索

多位受访人士均指出，由于我国严格的城市层级体系，因此都市圈出现所谓“广义”和“狭义”之争。但对于如何建立跨区域、跨层级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体系，尤其是交界地带如何发展，也多有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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