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13年是中国的“大资管元年”，2016年是中国的“大资管监管元年”，那么展望2021年，可以看作为中国的“新资管元年”——中国的资产管理正式进入新的纪元。

标志性的事件当然是一直稳步推进的《资管新规》的过渡期将在2021年完成，届时真正的资管产品（无刚兑、无嵌套、净值型、去错配、减杠杆）基本替代“影子银行”和“银行影子”的时候，中国的资产管理体系很显然将焕然一新。此时无论是投资者还是资产管理人，都会在一个全新的金融生态体系里，重塑自己的风险偏好和资产管理理念及价值系统。

很显然，从2017年正式颁布《资管新规》，到2021年一再延续的过渡期最终落地，期间的过程不仅仅是投资者教育的过程，也是整个资产管理生态体系优胜劣汰、重新培育的过程，一个从规模到质量，从自由甚至失序到规范健康发展的过程。我们称2021为中国新资管时代的开端，或中国资管时代的新纪元，其实也不过是指资管业正本清源服务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总体战略的正式开始。

或者说这是迷途知返后，数百万亿中国金融资产大迁徙后找到新的“应许之地”，重新开启新生活、新时代的开始。我在三年前的文章《出埃及记：资管新规与百万亿金融资产大迁徙》中已经预判，《资管新规》一旦真正落地，对中国的金融生态体系是颠覆式的——一些物种比如保本式理财会像恐龙一样灭绝，新老产品对接的空档期也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银行理财子公司将取代银行成为新的“甲型乙方”或“乙型甲方”。好在，最危险的时间差不多已经过去，中国的资产管理体系正在面临凤凰涅槃式的重生。

所以，我将2021年，众所周知事情过后的第一个年份定义为“新资管元年”，并不是毫无根据。中国的资产管理体系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进一步，可以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层面的大变局进行论述：

天时

从天时来看，中国金融行业的产业周期正处于一个新旧转换阶段，旧的附着在“间接融资+隐性刚兑+平台与房地产为基础资产”上的金融产能正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过剩，而代表新的金融生产力的资产管理机构将以全新的面貌登上大国金融的历史舞台。根据一般的产业周期理论，这体现在：白热化的产品价格战（高息揽储与低利率抢夺优质信贷客户）导致的净息差不断收窄，中小银行的接管、兼并与破产潮，继续依赖规模效应（因利差不断收窄）导致的越来越短的资本补充周期，国企、平台、城投债等过去的“刚兑信仰”开始打破，信用债违约潮迭起，越来越严的地方融资与房地产融资监管政策（三条红线），等等。但同时，中国企业和居民的财富依然在不断增长，对资产配置和资产负债管理的需求依然高涨，这意味着在2021年中国将面临更严重的“资产荒”。

在这种“传统金融产能过剩+新金融资产配置供应不足”的结构性金融资源错配的形势下，满意《资管新规》要求的，能够为投资者提供具有信托精神和专业服务的资产管理机构，无疑将成为中国金融体系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新的力量。在这样关键的周期时间段，整个金融产业链上的子行业，无论是负债端有优势的银行、保险，还是资产端有优势的券商、基金、信托、私募，都需要顺应中国大金融周期转换的“天时”，重新寻找在整个资产管理生态体系中的位置。

地利

从地利来看，首先是经过近五年的防风险攻坚战，金融去杠杆基本上已经收尾，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大调整也基本结束，在过渡期内各种金融产品也基本上按照新规的要求改造完毕，也就是说该出清的总量风险基本上已经出清完毕。房子已经打扫干净，被污染的信用生态体系也基本上净化完毕，就等着专业的资产管理人登台，合规范围内的创新产品上架上线。

其次，在金融改革方面，基础资产的形成环境也得到巨大的改善，包括股票市场注册制的加速推进、LPR利率形成机制的建立、供给链金融的基础设施（法律支持与数字金融服务体系等），都大大推动了直接融资体系的发展，这为资产管理机构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满意资产新规要求的基础资产和底层资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新资管元年的资产荒问题。

第三，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自去年以来呈现加速、加深的趋势，大量外资资产管理机构的进入，可以更好的丰富中国资产管理生态体系，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同时促进了与国际资产管理体系的接轨，扩大了资产组合的配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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